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

　　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